“全球的创新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科技商业世界正成为经济的主流。现代创新型企业亟需以研究开发为导向的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决定性地影响着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命运。这一阶层的竞争力决定着国家的产业前途和命运。”
—— 引自钱旭红院士著《改变思维:新版》第82章
编者按
本文根据何佳讯教授近期应邀在“首都科技商学前沿论坛暨北京工商大学科技商学院揭牌仪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进行整理而成。在2026年6月12日举行的该活动上,侯立安院士、陈劲教授、何佳讯教授、张国亮外籍院士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何佳讯教授以《科技商学:学理逻辑与实践探索》为题,聚焦于“科技商学”背后的学理逻辑,并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开创的教育创新为实践,阐述“科技商学”对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深远价值。
今天我结合我们六年多来办学实践及背后学理逻辑的研究,围绕我们首创“科技商学”交叉学科建设的核心,与大家交流探讨科技商学背后的学理逻辑与落地实践经验。
“科技商学”这个标识性概念,诞生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实现科创领军人才培养目标的办学探索。201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提出要创办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以“人和技术的协同转化”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是年8月15日,请示报告获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批示肯定。华东师大于当月即开始筹建,把率先提出首席技术官人才培养的战略从思想和方案,变为行动和实践。在我们的实践中,首席技术官人才的培养要兼具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教育家情怀。
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的办学初衷是要培养国家创新对于科创领军人才的大力需求。钱旭红院士在《改变思维(新版)》第82章专门阐述“前沿科技产业需要首席技术官”。我们以此为基础,在筹办学院的过程中,开展了大量的学理性研究,其中包括100位知名首席技术官人才的质性分析,目的是探索科创领军人才的教育规律和要求,寻找支撑教育方案的科学证据。与此同时,我也反思西方百年商科和管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2021年4月1日,在学院主办的“产教融合与创新教育”论坛上,我正式提出“科技商学”这一标识性概念。2021年10月9日,我校主办、学院承办首届“2021科技商学与卓越科创教育高峰论坛”,迄今已举办5届。在2024年“中国管理50人论坛”上,我对“科技商学”作出明确定义:它是把商业运作和管理要素融于科技对象,从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用户价值、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全链条全周期过程中所产生的学科知识和体系。它的本性是跨学科和交叉学科。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首次将这三者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存在大量的学术理论问题值得研究。首席技术官人才培养和科技商学教育正是以教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支撑人才教育背后的科技商学交叉学科,要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实质。科技商学的“科技”要素重点是面向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以及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这是需要特别重视的。这也是当前新时代的“科技商学”区别于传统工业时代科技与商科结合的核心特征。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的开创性实践探索积极促进华东师大亚欧商学院的教育变革。后者于2020年开始率先在国内开展人工智能与商学交叉的教育。接下来,我重点阐述“科技商学”背后的学理逻辑,其中有我和团队在过去数年中开展的多项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
一、科技商学的学理逻辑
科技商学并非简单将“科技”与“商学”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两者的交叉融合产生了以往商科领域并不重视的领域,催生了科技界和管理学界都值得重视的新领域。回顾百年管理学发展历程,结合当下产业变革趋势,我在这里总结科技商学的四大核心学理逻辑,这也是科技商学交叉学科建设的理论根基。
第一,管理价值实现迭代升级,从传统管理价值转向要素协同价值。在去年的“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建院40周年校友学者论坛”(2025年9月20日)上,我以“管理价值跃迁与下一代管理学的重心”为题,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现代管理学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在上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哈佛商学院设立MBA项目、泰勒提出科学管理原理、福特推行规模化流水线生产等等,奠定了早期管理学以行政型管理、流程化和制度管控为核心的基础。之后法国的管理学家法约尔出版《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提出14条“管理的一般原则”和管理的“五项职能”,进一步彰显“纯管理”要素的价值。由此可看出,在管理学科的基因中,带有“administration”的基因,影响深远。传统管理的价值侧重标准化、制度化、流程化等管理手段和路径,重点关注支撑公司“从1到N”规模化发展的要求。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来,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管理要素与科技要素协同匹配,实现管理的新价值。因此,可以说,在过去百年发展历史中,管理的价值经历三次转变:从最初的行政管理价值,发展到业务管理价值,如今迈入要素协同价值的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动更高水平的生产要素协同匹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管理”要前置进入“0到1”“1-10”的实验室研究和概念验证阶段。这正是“科技商学”支撑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根本要求。而以往我们对商科和管理类人才的培养,并非存在这个“前置”阶段的教育要求。
第二,研究与服务对象发生转变,从传统产业转向高科技与未来产业。在“2024年中国管理50人论坛”(2024年11月22日)上,我以“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商学:变革与实践”为题,谈过这个观点。传统产业的产品创新、市场开发思路大多来源于市场一线、用户反馈与企业员工,商科理论体系也基本上围绕这一特征构建。例如,市场学中的新产品开发过程,其源头想法并非要求来自实验室;创业学中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基于商业模式基础上的资源编排配置。而高科技产业、未来产业的创新源头,是科学基础理论、实验室研究与面向未来的前沿学术成果,这个领域基本上是传统商科和管理教育的空白。由于高科技和未来产业的长周期投入特性,使得“科学”研究与“商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悖论”:科研工作秉持开放共享的原则,追求长期投入与学术突破,包容不确定性与试错行为;商业活动注重实际收益与合规运营,面临短期回报和资本约束,倾向通过预判降低经营风险。“科学”和“商业”本性的矛盾在高科技产业中进一步放大。生物医药行业就是一个典型,其特征是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失败风险高。科技商学的核心使命,就是运用管理理论与方法,调和“科学”与“商业”的内在矛盾,实现二者融合协同发展。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商科和管理类人才的培养,并非重视高科技与未来产业的实践背景。科技商学人才培养要填补这一空白。
第三,人才知识结构重新定义,从单一专业知识转向交叉复合知识结构。我们有关这方面的成果发表于《科技管理研究》(2025年第1期)《华东经济管理》(2025年第5期)、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active Marketing(2026年第2期)等国内外学术期刊。过去几年来,我和团队以创业板以及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开展了三项实证研究,有关结论充分印证了“理工”与“商科”的交叉学科背景对于科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第一项研究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高管对科创企业可持续成长具有正向影响(β=0.08, P<0.01);具有理工和商科交叉等跨学科背景的高管对科创企业可持续成长具有正向影响(β=0.17, P<0.01)。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理工科背景的高管更能促进科创企业探索式创新(β=1.84,P<0.01);商科背景的高管更能促进科创企业利用式创新(β=0.68,P<0.01);同时具有理工科与商科背景的高管更能促进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β=2.93,P<0.05;β=0.06,P<0.05);此外,同时具有管理职业背景与理工科背景的高管同样也能促进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β=1.98,P<0.05;β=0.06,P<0.01)。在第三项研究中,我们以沪深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基础样本,高管团队中个人专业背景的异质性放大数智技术应用和动态能力的价值,进而促进产品创新。这些研究结论基本说明,在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共识中,“理工”与“商科”的交叉培养,是主流的复合型人才模式,这是科技商学人才培养的核心方向。
第四,人才培养目标聚焦新型高级能力,从传统领导力转向创新领导力。我们这方面的学理研究成果发表于《科技管理研究》(2024年第20期)。在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的服务型领导、权威领导风格、家长式领导力已难以适配科创行业发展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把创新力和领导力结合起来的新型高级能力,即创新领导力。仅有创新力,缺乏领导力,通常难以将创新想法转变为实际成果,特别是重大成果,高水平领导力是极其重要的;仅有领导力,缺少创新力,难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高质量战略。因此,我们需要以创新领导力作为新型高级人才的培养目标,把塑造创新能力与领导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描绘创新愿景、营造创新氛围,激发组织全员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凭借战略研判能力,优化创新战略布局,提高创新战略与环境的契合度,保障创新想法落地为实际成果,实现企业增长。培育创新领导力,就是推动发展模式从“创新驱动”升级为“创新引领”,这也是新时代高级科创领军人才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科技商学人才培养重点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追求科技成果最终转化为社会价值的结果,因此在教育目标上,要改变传统教育以标准答案为评价依据的考分导向的优秀生培养,建立以实效创新成果为评价依据的能力导向的卓越人才培养。
二、科技商学教育的实践探索
上述四大学理逻辑的思考和科学实证,支撑科技商学教育的实践探索。过去六年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开创“技术+管理”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先后建立科创企业家高级MEM项目、首席技术官MEM项目、首席人工智能官MEM项目等七大学位项目培养矩阵,以及覆盖从科技经理人到产业技术领袖的非学历“科创教育金字塔体系”,开展了全方位实践探索,形成七大落地举措,构建起完整的科技商学人才培养体系。
第一,建立全新人才培养体系及课程结构。我们学院的学位教育与高管教育两大类项目,统一采用“6+X+Capstones”培养架构,打破传统商科按职能和部门划分的课程体系模式。其中“6”代表六大核心能力模块,包括思维逻辑、工程管理核心、高管能力、智能创新、科技创业、技术转移;“X”为科创产业技术前沿,按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进行课程体系设置;“Capstones”聚焦“科创默会知识”培养,以现实场景和移动课堂为教学模式,紧跟产业实践一线。整套课程侧重培养学员跨领域思维、战略格局与综合管理能力。
第二,建立理工与商科深度交叉的新教育制度。我们学院与学校的理工类学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按科创产业定位,对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工程与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药学院等,邀请这些学院的相关教授和科学家创业者进入我院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平台。2026年开始,重点对接量子计算、下一代光子技术、天基信息网络、具身智能等优势未来产业研究团队。与此同时,依托学校正在建设中的临港新校区,进一步开拓联合信息学科与交叉学科,深耕科技成果转化,通过科技创业、技术转移、产业创新工程等新开设的MEM项目培养科创领军人才。
第三,建立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生态平台。截止当前,我们建成“7+1”科创产业生态平台,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产业、智能机器人、金融科技七大产业专项平台,以及大夏科技创业中心这一综合平台。这些平台实现三个“超越”:第一,超越学位培养,真正面向创新领导力培养;第二,超越同学、师生、校友层面的交流,建立和发展科创产业事业伙伴,形成志同道合的同盟军;第三,超越传统行业分类,要有生态发展的创新理念,以及产业、专业、领域交叉的“超限”理念。通过七大科创产业生态中心的平台,形成资源链接,定期开展活动,促进科技创业,发展科创合伙人。
第四,建立科创产业卓越实践知识(案例)研究中心。该中心2021年启动筹备,2023年9月正式揭牌。该中心成立的初衷是改变传统案例研究侧重于学科分支分类导向的编写方式,而是以问题和决策导向,打破学科知识和课程使用定位壁垒,形成卓越实践知识的生成和积累,为人才培养提供直接的教学支撑。在近三年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中心成立的目标,多项科创产业案例成果获得荣誉,包括获得“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最佳案例奖”一等奖、“全国第十四届百篇优秀教学案例”“全国第十六届百篇优秀教学案例”,连续获得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题案例立项,包括“大国智造”(2023年)、“新质生产力”(2024年)、“人工智能”(2025年)等。
第五,强化“科创默会知识”教育工程。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速度远快于知识生产进入课堂传授的周期,这对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先编写教材、再课堂授课”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配科创人才的培养需求。为此,我于2025年4月20日在学院的临港教学模块活动上正式提出,要强化“科创默会知识”教育,通过“科创默会知识”教育工程,将学生培养成拥有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重大决策能力、勇于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高级管理人才,以此大力改变传统教育的目标、路径和方式。我们大力开展真实场景和移动课堂教学。近三年来,我们先后走进青岛、合肥、深圳、杭州、三亚(我校海南研究院)、北京、宁波、苏州、大湾区、武汉等各地科创企业进行现场学习。
第六,强化与大学科技园和地方研究院联合进行课程教学。学院开设《企业咨询项目》《技术转移项目实务》等一系列学分课程,组织学生入驻校内孵化器、地方研究院,以我校科学家创业项目为研究对象,由学院学术导师、产业导师与创业公司联合指导教学,着力培养学生从实验室研究和原始创新开始的商业化思维和能力,改变传统商科人才的定位和模式,即通常面向“10-100”发展阶段的企业商业运作;也改变管理类人才侧重通用管理思维和职能教育的传统,转向对业务的理解与开拓发展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挖掘、引导和培养潜在的“科学家合伙人”。
第七,将创新领导力作为核心培养目标。2022年5月22日,我在华东师大MEM第三堂公开课上,集中谈创新领导力与CTO学位教育。多年以来,我在公开课、特训班、毕业典礼、行业论坛等各类场合,持续倡导创新领导力的教育培养工作,提出CTO能力晋级五星模型。2023年以来,我们学院先后举办八场以“创新领导力”为主题的论坛,围绕创新思维、科创生态项目管理、系统创新方法、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开展深度研讨。近期,我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普陀分会“20人20讲”活动上谈“人工智能重塑人类能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重点需要聚焦人工智能不可替代或很难替代的能力塑造上,创新领导力是高级目标。
上述我谈了“科技商学”的四大学理逻辑及七大教育实践探索。总之,“科技商学”诞生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前新时代,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求。它是面向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交叉新兴学科,承担服务国家使命的重任。理解了这个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能把“科技商学”简单归到已有百年历史、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学科的范畴中。正因如此,“科技商学”是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心,同时它也是下一代管理学的重心,从而在基于中国实践的新型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中,作出对于世界知识体系的贡献。
学者简介
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获得者;闵行领军人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执行院长、亚欧商学院院长(中方),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科技创新与商业战略、人工智能与创新科学、品牌战略与高质量发展。历年来获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管理科学部)六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工智能对齐计算”课题(2025.1-2028.12)。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二百余篇,出版著作、教材和译著二十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含一等奖、二等奖)八次。有关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于海尔集团(卡萨帝)、美的集团(COLMO)、长安汽车、苏美达集团、冠生园集团、上海白猫集团、中银金科等企业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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